简述抗战初期“国统区”文学的基本特征

简述抗战初期“国统区”文学的基本特征
简述抗战初期“国统区”文学的基本特征

简述抗战初期“国统区”文学的基本特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战争造成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新文学的苦难,但战争也考验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新文学.中国文学界义无反顾地与全国军民一起投入到抗击敌寇的正义事业中.他们不仅以自己的生命与鲜血抗敌卫国,同时也以笔代枪,创作了大量富于感染力和战斗力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大量出现,忠诚地履行了自己对祖国的神圣责任,还形成了新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现象——抗战文学.而“救亡”也成为首要的文学叙事,占据了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的主导地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仅十天,左联就在《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五期刊登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艺组织书》,强烈抗议日寇的野蛮侵略.10月15日,左联执委会又通过《告无产阶级革命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要求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为武器,“各方面地去攻击帝国主义的横暴和列强的趁火待劫的野心”[1].同年11月,左联又通过了题为《中国无产阶级及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不仅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首要任务提了出来,而且把“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列为“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务的题材”中的首位.[2]
但是,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和具体的作家创作中,抗战文学在主题、风格和形态上仍然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本文正是通过对这种差异的考察,叙述不同区域抗战文学的形态特征与主题演变,并对这个时期的文学成就进行整体上的评估.

一、沦陷区的抗战文学

在最先燃烧起抗战烽火的东北沦陷区,一批曾经在东北战斗生活,后来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作家,如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罗烽、白朗等怀着对故土的深情眷恋和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创作了不少反映东北人民抗击日寇的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和全国的抗日斗争.在这些东北作家群的抗战小说中,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端木蕻良的《浑河的急流》、罗烽的《一条军裤》和《特别勋章》、白朗的《生与死》等等,都是东北沦陷区抗日小说中富有代表性的作品.东北作家群虽然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学流派,也不是一个拥有共同创作纲领的文学社团,但因为他们都是来自东北沦陷区的作家,创作题材也大都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他们的作品共同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浓郁的东北地方色彩,尤其是其中的不少作品是在“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前写作发表的,对于反对投降坚定抗战信心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已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的意义.
在上海“孤岛”,进步的抗战文学得以在敌人的夹缝中继续存在,并产生了几部很有影响的抗日小说.比如谷斯范的章回体长篇小说《新水浒》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在艺术形式上,它继承了传统通俗小说的章回形式,在用语、句法上既力避旧章回小说中惯用的滥调套语的文言字汇,又克服了新文学某些欧化倾向.这种新鲜的内容和新颖的形式一下子就赢得了“孤岛”民众的热烈欢迎,成为在“孤岛”特殊环境下,高举抗日旗帜,进行“文艺大众化”实践的影响广泛的作品.程造之的《地下》是“孤岛”中另一部份量较重的抗战文艺作品.可以说,这篇小说是一部针对汪精卫投降日寇鼓吹所谓“和平运动”,而高举抗战旗帜的力作.正因为有程造之、谷斯范这样一批充满爱国激情的青年作家义无反顾的努力,才使日寇包围下的“孤岛”的抗日文学呈现出奇异的景观.

二、国统区的文学创作

国民党统治区(简称国统区)的抗战小说包含了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是直接描写前线将士奋勇杀敌的战地纪实小说；二是以农民的觉醒及其抗日武装斗争为题材的小说.抗战初期,战地纪实小说创作形成热潮,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对战争事件的平实的记录和对前线将士战地生活目击式的零散描述,被诟病为“前线主义”.丘东平是这一时期抗战文坛上颇为活跃的青年作家,他的战地纪实小说注重写人,写那些具有独特战斗经历的爱国军人,写他们的战斗遭遇,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在抗战初期众多战争小说中,丘东平的作品之所以独树一帜,除了他最集中地描摹了爱国军人的英雄形象外,还缘于他的笔端能够触及人物灵魂的深处,带着浓厚的主观感情气质,虽然其中的不少情绪是作者自己某些定型的知识分子的感觉投射,但充满了悲壮的真实,具有很强烈的情绪张力.与丘东平抗战纪实小说取材相似的还有萧乾的《刘粹刚之死》、吴奚如的《萧连长》、荒煤的《支那傻子》、艾芜的《两个伤兵》、罗烽的《横渡》、雷加的《一支三八式》等.这些小说都赞颂了国民党军队下层官兵的抗日爱国精神.
但无可否认,抗战时期描写正面战场塑造抗日军人形象的有分量的小说太少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多数作家缺乏军队火线生活的切身感受(如丘东平那样既是抗日军人,又是作家,并能即时进行创作的不多),另一方面优秀的小说作品离不开典型塑造和艺术锤炼,战时的动荡生活难以为作家提供进行充分艺术思考的条件.但是对于许多作家来说,他们虽然生活在战争中,却没有战争的经验,因此直接描写战争是困难的.然而抗日的热情却不允许他们冷眼旁观,于是,他们便在以往熟悉的创作领域中进行新的主题转换,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这主要表现在那些乡土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乡土和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是中国新文学中的两大“支柱产业”,从新文学诞生到抗战,一直都是新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题材和主题,新文学史上有影响的小说,几乎都出现在这两大题材中.抗战开始后,很多作家都撤退到了大后方.他们都没有战争经历,没法直接描写战争,但他们却不甘心,他们要用笔为抗战贡献力量,于是,凭着“一点抗战的激情和对故乡风物的怀念或回忆”,吴组缃写了《鸭嘴涝》,陈瘦竹写了《春雷》,李辉英、王西彦、端木蕻良、于逢、艾芜、靳以、邵荃麟等,也都及时地在传统题材上进行了新的主题转换,写出了《万宝山》、《眷恋土地的人》、《大地的海》等一批富有特色的乡土抗日小说.而巴金、姚雪垠、碧野、郁茹、司马文森、田涛等以描写知识分子题材见长的作家,也在抗战大潮的推动下,创作出了《火》、《春暖花开的时候》、《风砂之恋》、《遥远的爱》、《雨季》、《涛》等青春抗日小说.由于作家熟悉这些生活,也有着这类作品的创作经验,因此,表现农村抗日游击战和抗战烽火中农民觉醒题材的作品不仅在战时得以迅速发展,而且成为战时小说最有成就的一个部分.

三、解放区的文学创新及成就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后来的解放区,不仅是政治上实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特殊政治区域,而且是文学上向“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开掘并取得突出创作成就的文学新天地.在解放区这个“新的世界”里,小说创作在表现“新的人物”上取得了两大创作实绩：
其一,以新的主题表现人物新的精神面貌.就战争小说而言,沦陷区和国统区的抗战小说主题多是表现农民在侵略者的屠刀下被迫起来反抗的觉醒过程,或是表现国民党爱国将士在当局消极抗战政策的挤压下艰难抗日的情形.而在解放区的战争小说中,主人公往往具有饱满的革命热情,洋溢着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由于共产党实行的是与国民党完全不同的抗日民主政策,注意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因而翻身解放的根据地人民政治觉悟高,抗战热情高涨.他们积极主动投身抗战,支援抗战,为抗战献身.无论是孙犁小说中那些不为儿女私情所羁绊,深明大义支持丈夫离家打日寇的根据地妇女,还是华山小说中巧与敌人周旋,胜利完成了十万火急送信任务的儿童团员,抑或是邵子南笔下那智勇双全、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民兵英雄,在这些人物身上没有来自生活环境的压抑和苦闷,有的是抗战热情和智慧的淋漓尽致的发挥.最善于表现战争中英雄人民高尚品格和崭新精神风貌的是孙犁的短篇战争小说.孙犁的战争小说总是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他不去描写战争的巨大场面,连具体的战斗场景也很少正面表现,而是从严峻的斗争中选择平凡的、日常生活的现象来作为自己作品的题材,着重发掘生活中的美和诗意.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战争时期根据地农村中的“家务事,儿女情”,这些“家务事,儿女情”总是紧扣着战争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因而人们能够从中处处感受到战争的气氛,触摸到波澜壮阔的时代脉搏的跳动.如夫妻团圆这一日常生活现象,一般情况下容易把它写得缱绻缠绵,但在孙犁笔下却充满着悲壮和无私的美,从而洋溢着根据地人民“识大体,顾大局”的美好胸怀和他们对战争胜利的急切盼望与无私奉献.
其二,以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实践文学与民众的真正结合.解放区作家在深入社会、深入工农兵的过程中,刻苦钻研中国民族文学传统和民间文艺形式,熟悉人民的语言,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战争小说创作中,涌现了一批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如《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新章回体小说.这些以根据地人民英勇抗击日寇为题材的新战争英雄传奇小说继承了中国古典英雄传奇小说的表现技巧,如突出人物的传奇色彩,精心设置构筑故事情节,使其生动曲折,引人入胜.同时摒弃了古代章回小说不合时宜的固有程式和俗言套语,使小说具有章回上的自然连缀串联,保持人物和情节的整体感.作为战争时期的一种独特的文学体式,解放区章回体新英雄传奇小说,由于采用了民间和古典的通俗文学形式,适应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它的历史局限和艺术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只吸收文学民族传统而拒绝借鉴外国文艺,致使作品的形式和表现手法,刻画人物的方法过于单纯,使作品的人物形象或多或少地患了贫血症而不够丰满和深刻复杂.

四、抗战文学的多元化形态与历史评估

以张扬民族意识、强化文学救亡功能为基本特征的抗日救亡文学思潮,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存在着文学的救亡使命和文学自身使命的尖锐冲突.这表现在创作上,追求直观性的审美方式,单层直线式的情节渲染,对现实的政治评价、道德评价未经审美中介直接表现出来,从而使读者只能达到一种短暂迅速的阅读快感,而无法获取丰富久远的美感享受.在30年代前期和中期,左翼文学观虽然在当时具有影响力,但其他各种文学观念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形态.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始形成为一种相对统一的战时文学观.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文学功能的理解上：文学的教化功能被强调到了极端的地步.这种变化是如此之大,正如夏衍所说：“抗战以来,‘文艺’的定义和观感都改变了”,“文艺不再是少数文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同意这新的定义的人正在有效的发扬这工具的功能,不同意这定义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在大众眼中也判定了是汉奸的一种了.”[3]《抗战戏剧》创刊词也宣称：“戏剧一切的文化领域中,在一切的宣传教育的方法上,是动员民众最有效最适合的方法”,它的重要使命,“是组织民众”.[4]创作中民族意识、战争意识等二元对立意识的强化,使文学的战斗性有所增强,而在不少情况下,生活的复杂性却表现得弱了,简单化了,造成了主题上盲目乐观主义,题材上的过分狭窄,甚至助长了抗战八股、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滋生和发展.面对抗战文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现了自觉解决的明显趋势.文学路向的新调整并非偶然.就现实来说,军事上的接连失利与政治上的腐败,使许多作家开始从梦幻中惊醒,脚踏大地,面对人生.抗战一年来,许多作家在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矛盾和困惑,也促使他们开始总结抗战文艺的得失,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创作路径进行反思和调整.这次调整,对于30年代后期,乃至整个40年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开始了在现实主义主潮之下,文学多元化的历史进程：以主情的现实主义为其审美特征的七月派文学思潮,逐渐成为40年代现实主义主潮最重要的形态之一.历史剧创作潮开始勃兴.尽管在国统区、在孤岛、在解放区,历史剧的创作呈现为不同的审美形态,然而在总体上,历史剧的创作,其主旨却基本一致,他们希冀用赞美民族历史的辉煌来提高民族自信力,用讴歌历史上的抗敌英雄,向浴血奋战中的军民灌注民族生气.讽刺与暴露文学思潮的涌现.1938年4月,张天翼在《文艺阵地》创刊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华威先生》,把暴露与讽刺的锋芒指向了抗战阵营内部的黑暗面.这与当时清一色的以歌颂与赞美抗战“英雄人物”的理论和创作格调发生了抵牾,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暴露与讽刺”问题的争论展开了.最初,论争囿于政治层面上的评析,一些理论家认为“华威”形象的塑造有损于抗战阵线的形象,会剥蚀抗战必胜的信念.特别是《华威先生》被日本报刊译载,进行“反宣传”之后,否定“暴露与讽刺”的理论倡导者们更是抓到了“把柄”,并对其他一些暴露讽刺抗日阵营内部黑暗面的作品也大加非难,如《残露》、《乱世男女》等.这显然是将文学等同于政治,否定文学具有反映生活的特性,片面夸大文学实用性的工具论观点.后来,论争逐渐转入文学理论层面,探讨如何塑造新时代的真正的典型人物,以及如何统一现实主义创作中的真实性与倾向性问题.茅盾在《论加强批评工作》一文中,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作了深刻的剖露.他指出,抗战的现实是光明与黑暗相交错的,“一方面有血淋淋的英勇斗争,同时另一方面又有荒淫无耻,自私卑劣”,人民大众“身受那些荒淫无耻,自私卑劣的蹂躏”.[5]以《华威先生》开其端,这一类作品显露了从抗战初期的盲目乐观到对现实的冷静思考.由着眼于壮烈场面的描写到以憎恶之情鞭挞黑暗现实,标志着创作对生活由表层到深层的开掘,反思文学的悄然兴起.对于黑暗的社会现实,作家的目光开始具有更大的挑剔性.反思,这是一个达人的胸怀；反思,也是一个民族的胆量.民族的活力来自沉痛反思之后的自新.巴金、老舍、曹禺、师陀等作家,在低沉、痛苦心情下创作的一批具有反思品格的作品,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最辉煌的收获.至于在解放区,新的文化环境的建构,更开创了工农兵文学思潮发展的新时期.
文学路向的调整虽然使抗战文学的内在结构发生了某些深刻的变化,但是,总体而论,抗战文学形态仍然是统一的,抗战文学精神始终是一体的.这是因为,抗日战争年代是灾难的年代、痛苦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来审视,人们就不会再对文学提出美而求全、精而求妙的要求,对带有强烈功利性的救亡文学思潮席卷抗日文坛这一特有的文学现象,也将会充分理解.由于战时的战争小说以服务于战争这个现实为基本目的,因此战时的战争小说便具有特别强烈的战时文化色彩.这种战时文化色彩主要表现为对直接功利性目的的强调.文学的战争化,从文学的角度讲,的确是文学本身的某种程度的异化.从创作的实际看,抗战时期的战争小说的确精品不多.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文学的必要的牺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主要反法西斯国家,都未能创作出多少重要的作品.说到底,文学毕竟是整个人类文化创造的一个小小部分,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中的一个小小部分.很难想像,在一个民族国家受到生存的威胁时,作家还可以不闻不问窗外事,一心一意创作所谓不朽的留之后代的伟大作品.战时的中国抗日小说,是民族的生命之舞.它们是在炮火、恐惧、饥饿、失望、痛苦、希望中诞生的.用纯粹的文学价值标准来衡量它们,它们的成就和价值的确不能算是巨大,它们不过是特殊时空下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但正是这一点,奠定了它们独特文化价值的基础.后世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只有立足于这样的基点,即它是一种战争化的文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才能够对它们作出比较客观而公正的评价.